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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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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州(开阳)教案起因,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的报复。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贵阳北百余里外的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援例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唆使教徒抗缴,破坏政令,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几至动武。开州知县戴鹿芝、团首周国璋,本恨教会侵权,即在田兴恕批示“缉案就地正法”指令下,在正月内将文乃耳和4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
 

        “开州教案”是开阳人民反抗洋教士行使“传教特权”的斗争,也是中国人民最早兴起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在那个年代,“开州教案”曾深深震憾了满清朝廷,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横行也有着很大的震慑作用,影响很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德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约其中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传教,无论是洋教士或是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等。后扩大到凡是“前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地、房廊等件”,应一律“赔还”奉教之人。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还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稿件内私增听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内容。一时,中华大地,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本国驻华公使为后盾,深入城乡内地,设立教堂会所,损害中国主权,践踏中国律令,招摇撞骗,恣意妄为。

        处离江湖之远的弹丸之地——开州(今开阳)山城也布满洋教士的足迹。洋教士胡缚理派到开州的司铎文乃耳,他不但在山城内积极宣传“福音”,还经常到郊外讲经布道,以离县城五里远的夹沙拢教徒张姓家为会所,组织信教群众日夜念经讲道,同时发展教徒。地主民团为对付义军而摊派的各种伕差粮款,文乃耳他唆使教民抗拒不重。民团首领周国璋深为不满,经常报告开州县令戴鹿芝。

        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佳节,夹沙拢附近各村寨群众按传统习俗,应该祭赛龙灯。通知当地教徒参加祭祀活动,教徒们以奉教为由,拒绝不去参与。周国璋和团民找文乃耳等理论,文乃耳等仗恃“传教特权”,仍固不认,强词夺理。团民激怒,将其住宅围住,欲行捆杀。戴鹿芝赶往弹压,将文乃耳等带回州署,甫经审问,众团民蜂拥至州城,口称:“历年祭赛齐团,以从违为顺逆,该教人既不入会,即属叵测,若不立予正法,团众即行分散”云云。戴鹿芝“见众情汹汹,恐致激变,又因贼氛未靖,防范正资团力,若拂舆情,转形棘手。”况且事涉“密函”,有文可依,倘若怠忽,势必自干罪咎。于是,将情况飞报贵州提督田兴恕。田得知开州洋人洋教敢于违抗“齐团”,敢于破坏封建礼教,当即批示:“缉案就地正法”。是年1月20日,戴鹿芝将文乃耳等5人凌迟处死,将文乃耳的头悬挂在城门上示众。并命令周国璋在城乡各地继续查缉不法教徒。

        胡缚理获悉文乃耳等被戴鹿芝处死的消息,暴跳如雷,深知向田兴恕等人交涉,不会有好结果,立即派任国柱兼程赶赴北京,请法国公使馆向清政府“严重抗议”。法国公使哥士耆闻报,恕不可遏,认为文乃耳之死,不仅关系到《北京条约》能否贯彻执行,而且大大有损法国“威信”。一方面,他向法国政府请示;一方面,向列强驻华使节通报。在英、法、美、俄驻华公使支持下,到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拜会恭亲王奕诉。他盛气凌人,声色俱厉地历述“开州教案”经过。肆意捏造、歪曲、夸大事实,提出将田兴恕逮解到京,指控韩超不张贴和约告示,并要求严惩有关官员。奕诉表示,清政府一定尽快查明情况,依律治罪。两宫太后慈安、慈禧见到奕诉和韩超关于“开州教案”奏摺,指示以奕诉为主的总理衙门各大臣负责与哥士耆谈判。谕令成都将军崇实、两广总督劳崇光、四川总督骆秉章“分派满、汉慎密妥靠大员前往贵州,访查确实,即行复奏。”是年7月,崇实派四川候补道宣维礼、满州协理吉祥到贵阳,调查“教案”实情。三个月后,在田兴恕的操纵和授意下,宣、吉二人在给崇实的禀稿中,极力为田开脱,把“教案”发生原因,推在贵州“剿匪”军事紧急和已故巡抚何冠英以及戴鹿芝、赵畏三与团民身上。他们说:“戴鹿芝再三开导,人多势汹,万难解释。维时‘贼’逼州境,防剿吃紧,恐拂淤舆情,不得已将文乃耳等对众处死,暂安人心”。还说:“戴鹿芝为团民所逼,悉予并诛,亦难辞咎,与和约所载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所杀传人马神父之案相符,可否援例办理,以昭平允。”胡缚理在搞到这个禀稿之后,针对相对地给崇实写了一篇“禀呈”,逐一攻击禀稿中各点,并鸣冤叫屈,要求崇实“公平处事,断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即行定案。”崇实认为宣、吉二人贵州之行,作用不大,非有大员前往,不能解决问题。清廷根据崇实建议,决定撤消贵州巡抚韩超、提督田兴恕职务,并调两广总督劳崇光来黔会同办理“开州教案”,籍表重视,以取悦法人。

        1863年(同治二年)三、四月间,劳崇光与张亮基相继到达贵阳,得知贵州“教案”在北京谈判,由于法方态度横蛮,没有取得进展,且有破裂的危险消息,深感焦虑。为打破僵局,他们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首先必须做通胡缚理的工作。他们经常以上宾之礼约见胡缚理,吹捧胡缚理,委婉商谈“教案”的处理条款。又委托胡缚理素来佩服的贵筑县令蔡兴槐和他信任的教内有声望的教徒,刺探胡缚理的真实意图,从中转寰、疏通。当劳,张从侧面了解到胡缚理的想法:一是对田兴恕积怨很深,担心田兴恕仍留在贵州,难保其不横生枝节,再动杀机;二是未见朝廷将田兴恕逮捕法办宣布罪状;三是对“教案”的处理,目的在于攫取巨额赔款,确保“传统特权”等后,即上奏朝廷。清廷将田兴恕解往四川,拘留讯办。对田兴恕的问题,“谕旨”也作出了结论:“该提督捏报军情,信用劣员,起造府第,日事荒淫,并有擅杀教士及内地民人多命之事。”为了给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开放绿灯,劳、张二人还联名布告全省,告戒地方官员,对“传教习教之人,务当一视同仁,概听其便,以期彼此相安,不得故分畛域。胡缚理见清廷对田兴恕的“罪行”有了明确态度,同意在四川讯结;又见到劳、张按其意图办事,处处退让迁就。终于放弃处死田兴恕要求,应允遣戌完案。

        之后,中、法双方谈判结果,最后达成协议:田兴恕发配新疆,永不赦免。韩超交部议处。缪换章、多文革职,永不叙用;何冠英病故,赵畏三阵亡,戴鹿芝殉难,应勿庸议;田兴恕公廨拨允天主教;赔款白银16000两。于是谈判了两年的“开州教案”,几经周折,至1865年(同治三年)3月方始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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