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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2014/6/19 18: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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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俗便笺
□刘燕成 （苗族） 打草标
大概是20年前的旧事了。一个炎热的夏日,我陪母亲上山打柴,中午的时候,我突然犯了怪病:口吐白沫,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母亲慌忙放下手里的活,摘了一把细嫩的巴茅草,打了一个十字架草标,插在我的衣领,不一会儿,我的病竟然好了。我实在是觉得奇妙,就这么小一枚草标,就为我挡开了病魔的折磨?纵使我不相信这个世界真的有鬼怪存在,但草标赋予我健康的恩情,我怎么都不敢忘。 恍惚中想起这件事,我要阐说的显然不是草标驱邪治病的绝妙神奇,而在于她赋予的那种无形指令,构成了我们村庄独有的文化特色。在老家那小小的苗寨埂冲,随手摘下一把小小的巴茅草或稻草,打好结,往树上一挂,这树就被赋予了禁止砍伐的封令。
在我们村,草标还广泛地应用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亥日的动土开基,总是首先要在地基上插上五至七根巴茅草；比如路边的水井饮完水后,摘取一根或三根(一般单数)巴茅草制成的草标,置于水井里,表示饮水人以此为钱币给水神付了水款,当然,若遇见有草标之水井,便能够判断这井水清凉可口,可以放心大胆饮用。在村里,甚至连男女的约会,都是以草标传情的,什么样的恋人,就结什么样的草标,他们各自把自己的草标高高地挂在约会的“花园”里(苗家人把青年男女约会恋爱的地方称为花园)。小时候听村里人说,国乱思良将,家贫盼贤妻。那时我是多么期盼自己快点长大,为的就是想把自己的草标高高地挂在“花园”,找出传说里的那个她。我有这种念想的唯一缘由是,希望能尽快找一个能干的姑娘来帮助母亲做家务。母亲一生积劳成疾,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是在母亲去世十多年后才找到了心里的那个她,这个时候我才真正长大,可是母亲再也不能和我分享我的那个幼小的念想。
我常常想,草标,村庄的一个独特物件,她可是高高地挂在我们心里的那个花园里的,即便我们和我们的村庄都老了,但她赋予民族的烙印,永远都是存在着的。
赶大戊
赶大戊，也叫赶歌场。传唱于湘黔四十八寨的《流离歌》里有歌词说：当初古人杨武王，武王手内开歌场。武王留下这条路，如今才得这团齐。由此而知，赶歌场是有很早的历史了的。
自古以来，湘黔四十八寨的苗侗人民，大戊日是不事耕作的，用来玩山对歌。但不知道到底流传了多少年以后，赶大戊，玩山，便固定了日期和山头，不一定是大戊日的事了。譬如，地处湘黔边界的四大古歌场（天华山歌场、阿婆坳歌场、龙凤山歌场、两头坳歌场）之一的龙凤山歌场（属于贵州天柱竹林乡），每年农历六月十五日都要赶大戊的。
这恰恰是禾苗插青的时候了，为了去赶大戊，一大早，父亲就去管了秧田水，又割了一担沉甸甸的早牛草，喂饱了牛。母亲也是早早地就起了床的，她先是把一家人的早饭做好，然后再赶出那满满的一木圈土鸭儿，把鸭赶下了木屋楼脚的烂泥田，任它们在那里疯玩、觅食。回得屋来，把我们逐一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拧醒，换上平日里舍不得穿的新衣，去赶大戊。
事实上，赶大戊的头一晚，我们实在是睡不着觉的，心里想着明儿就要去赶大戊了，想着那歌场上的凉球粉，那红光闪闪的李，那卖葵花的老奶瓜筒里米粒饱满的瓜子和地摊上香喷喷的油茶，实在是彻底地冲淡了我们的睡意。母亲半夜醒来，见得我们依然圆睁着双眼，灰溜溜地望着木顶板，听得见喉咙里干咽着口水的声音。当然，这个时候，母亲总是会起床去翻开她的木柜子，搜出柜子最底层的那个红布袋，给我们每人打发几妹硬币，五分的，或者是一角的，家境好的一年，就多打发一些。在我印象里，似乎是年年家境都不如意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赶大戊的渴望。
吃过早饭，就出发了，左邻右舍，上村下寨，纷纷相互吆喝着，结伴同行。只有伙子们，姑娘们，脚下像抹了油似的，走得飞快。这些年轻人，却是打扮了一整个早上的。只见姑娘们个个都头发洗梳的亮亮的，顺顺的，长发间系着红头绳，自己染的，洁白的麻腰带也是自家织的，系在腰上，那柔软的曲线，秋波一般，一浪一浪地荡漾着。小伙子们的棒布衣，看起来虽然老土了些，但却是很有精神的，整整齐齐地，把衣服扣到了领，看上去，脸蛋儿更是堂堂正正的了。家底厚实人家的子女，是要在耳上，脖子上，手上，戴了那精美首饰去赶大戊的。当然，到了歌场里，这贫富是没有界线的，别人看中的，是歌场里的你有没有一副好嗓子，会不会对歌。
赶大戊，赶的就是一种热闹，一种气氛，一种乡情。
龙凤山赶大戊的歌场，就在龙凤山腰的竹林苗寨，寨子里有一片茂密的森林，一条青石小道，曲曲折折地缠绕着山梁拾级而上，据说有数千级才到达了坡顶的。这小道两侧，琳琅满目的小卖，花样各异的货色，点缀在一浪又一浪的人潮里，生意自然是不用说的，好经营。
正午，龙凤山上的人潮真正的沸腾起来了，歌声，口哨声，叫卖声，一些顽皮的小毛孩因花光了零用钱而挨了父母打屁股的哭声，声声入耳，热闹非凡。我是跟着母亲一起挤到了山腰里的歌场的，父亲早些时候就溜得不见踪影了，母亲说，歌场里声音最尖最亮的那个，就是你伢（父亲）。是的，父亲实在是很喜欢对山歌的，他的抽屉里，有十来本手抄歌本，全是他自己编撰或抄来的，一有空他就翻开歌本背歌，有时候，干着活儿，嘴里也在哼着山歌，声音尖而亮。我是听着父亲的山歌长大的。
赶大戊的歌场里，男人为郎，女人为娇，同性间不对歌，同寨人之间也不对歌，要么郎娇对唱，要么不同寨子之间的人对唱，唱出了输赢方才罢场。山歌好唱，但难对，对赢就更难了，父亲对歌总是要对到天黑，对赢了别人才回家。
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歌场里父亲闲唱的那首山歌：
日头老老来酿工，
打把剪刀学裁缝；
学得裁缝屋里歇，
日头莫晒雨莫淋。
（老，热的意思；酿工，即干活）
现在，我虽然是生活在别人的城市里，但我想，我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和睦的小家，我应该可以算得上是那个打好了剪刀的裁缝了的。
吃刨汤
春节前，刨汤，是一定要先吃的。
吃刨汤是苗家人的习俗之一。这刨汤，是宰年猪时用猪内杂，如肺、水油及部分肥肉、脑髓等剁细后拌以糯米饭、猪血及少量辣蓼、花椒等香料调成酱状，加上适量的盐粉，再灌进洗净的小肠，然后放入锅中煮制而成。刨汤里再添些生猪血、猪骨头、肥肉、瘦肉、萝卜、白菜之类，用山泉水合锅而煮，做成刨汤火锅。三分猪血七分水，待到火锅水沸时，刨汤那鲜美香浓致极的真味就出来了。村子里的女人，个个都会煮刨汤。
吃刨汤是在年底就择了吉日良辰的。宰年猪的杀猪匠，是不叫杀猪匠的，村里人早就看透了那“杀”字的杀气，直管叫了“年猪匠”。年猪，当然是用来过年的猪，肥肥胖胖的，关在木圈里喂养了年余光景，至少也有三百斤。
村里有句俗语：富不离猪，贵不离书。意思是说一个人要想富裕，就不能不养猪，要想贵气，就一定得努力读书。一句话，两个道理。母亲不识字，这道理却是烂熟于心的。她养猪供我读书，每年都要养一栏，到了年底，总要留下一头个大体肥的做年猪。我固然年年都有吃刨汤的福气。
这一日凌晨，天刚刚发亮，母亲就起了床，只听她那哒哒的花布鞋足音在木圈外徘徊了好一阵。每每这时，母亲总会伸出她那双布满裂纹的手，轻轻地抚一下正熟睡的猪儿，便悄悄离开。父亲已经在土灶里生了火，烧好了水。
年猪匠来了。几个来帮忙的体粗力壮的男人，有的拧住猪耳朵，有的拉猪尾巴，有的逮猪脚，把年猪从木圈里拉了出来，拖到空屋场上，用一张椅子牢牢地架好，于是只听得一阵又一阵的猪叫声，把我们从梦里闹醒。
年猪匠举刀宰猪之前，要点上一串爆竹，庆个吉祥。这等差事往往是交给我去做的。老早，我就点好了香火，蹲在木屋瓦檐外面，做好了点炮的样子。可这火是不能随便点的，得讲个时候，时间一到，父亲固然会放出点炮的命令。这阵儿，爆竹声和年猪的叫喊声闹醒了整个庄子的人，只得一家家门前的路灯接二连三地拉亮，接着，屋里就挤满了前来帮忙煮刨汤的女人。
女人们到底是手脚快了许多，她们有的洗菜，有的淘米煮饭，有的给男人煮酒。男人们则只顾着那一头年猪：剔毛，洗净，然后剖开猪肚，掏出内杂，交给女人们处理。母亲会割下一溜猪杂，撒上一些盐巴，放到糍粑架子上烧烤，待得这内杂烤泛了油泡，母亲才叫我吃。这内杂的味道，实在很鲜美。
年猪宰好洗净了，刨汤也已煮好了。开饭的时候，只见涌动的人潮，长长地，绕过木屋的火炉旁，美美地吃着刨汤。这个时候当然是要喝几碗包谷烧的，遇到好客的主人贪杯时，这刨汤要吃到日落西山时。当然，不光吃的事，喝了几海碗酒的女人男人，是要唱上一阵子酒歌的。眼看着这春节就要到了，心里的乐，是只有酒歌才可以表达的。
可不是么，这又到一年春节时了，而我却远远地离开了那个被我称作故乡的山村，且时间已经相去很久。“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久久地生活在别人的城市，我却是愈加地想念起故乡的刨汤来。
过大年
除夕那日,尚未见天亮,父亲就起了床,从老屋瓦廊下生锈的旧犁头旁取下镰锄,摸着朝屋外走去。睡梦里,朦朦胧胧听见父亲走过我们窗前的叨念声,“三十丫(夜),扫戛纳(垃圾)”。 数百年来,村庄里流传着除夕之夜大扫除的传统习俗,父亲更是对这一习俗特别在意。廊前屋后,堂上梁下,都是要翻天覆地一般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才放心。老早,父亲就备好了打扫卫生用的刀具,还给我们每人购置了过年穿的新衣服和开春后上学用的新书包,以及过年用的烟花。反正,离春节尚早,我们却已在父亲那里嗅到了过年的喜气。
过年时春联是肯定要写的,只读到小学五年级的父亲,却写得一手好字。村庄里,十有八九人家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父亲去帮人家写春联时,总要叫上我去做帮手。磨墨,裁纸,撑纸,拉纸,折联,晾联,贴联,这些活儿,包干了似的,让我一个人做。父亲写联时,不许人出声,只听得写联的八仙桌下的炭盆里,呲呲呲的,发出火苗细微的声音。我站在父亲的正对面,双手托起春联一端的两个角,平稳地站着,摒着气,不敢随意动,亦不敢随意说话。待得父亲用热开水泡软的毛笔蘸了墨,轻轻一挥,写完第一个字,做出嘱我往后拉纸的手势,我方敢将身子微微往后挪移一小步,同时将双手撑着的红纸稍稍往后拉动。“停!”父亲突然叫住我,蘸了墨,便又继续写下一个字。
贴联是我最怕的活儿,一是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的差,二是我特别不喜欢那贴联的稀饭黏糊糊的滋味。父亲举着棕皮刷把在门柱上打好了稀饭,然后提着晾干了的对联,站在木凳上由上到下地将春联贴到门柱上。我站在离门柱两米开外远的空地上,吞吞吐吐地朝正在贴联的父亲喊,“好像要再贴上去一点,好像要往右一点……”弄得父亲左右为难。
我们自家的春联,到我上中学后,似乎就不用父亲*心了。但开始学写春联时,因怕人笑话,怎么都不敢提笔。父亲砸来愤怒的目光,意思是不敢写也得写,非写不可。因内心恐惧,加上天气又冷,战战兢兢地提了笔,写了几张歪歪扭扭的春联,父亲实在看不下去,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和笔,逐笔逐划地教。
父亲特别喜欢烟花,哪怕年景不好,这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年货之一。那时的乡场上,烟花品种不多,父亲便跑到湘西那边的鞭炮厂,买来那种个大的、响声大的、肯爆的烟花。村庄里的小娃,眼见着年关就要到了,便成群结队地逐户拜起早年来。大人们馈赠的礼物,当然要数烟花是最好的了。
夜色未深,就见得村庄上空突然间升腾起一道光,“嗦”的一声穿过树梢,在逐渐泛黑的夜色里“啪”的一声爆响,盛开出一朵灿烂的烟花来。此时,父亲正坐在老屋门槛外的檀木树下笑嘻嘻的,说那烟花是他买来的,肯爆,是好货,赠了一颗给村庄里最调皮的“十斤棒”那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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